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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之死到底原因是什么

2019/06/20 来源:酒泉信息港

导读

文 / 张嵚大明王朝从万历后期的衰败算起,一直到崇祯孤独的踏上煤山上吊的宿命。所有的痛苦与悲情,浓缩在一起便是一件事:穷。明朝的穷,

文 / 张嵚

大明王朝从万历后期的衰败算起,一直到崇祯孤独的踏上煤山上吊的宿命。所有的痛苦与悲情,浓缩在一起便是一件事:穷。

明朝的穷,从帝王到百姓,说起来都是把把辛酸泪:皇帝穷到崩溃,绞尽脑汁挨着骂想法子搞钱。政府穷到悲催,财政收支连年亏,军民们更穷到掉渣:西北灾区饿殍遍野,孱弱的饥民不是饿死,就是被凶残的贼兵当“口粮”杀死,场面十分悲惨。

更悲催的却是奔波的军人们:有的军饷常年拖,不得不打劫百姓混个肚圆,还有的拿不到军费,气的绑了地方官,发疯似的揍,揍的被绑官员羞愤自杀,然后翻遍了官库,却硬找不到一分钱。甚至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的时候,那些大明朝压箱底的,派去抗击李自成的军队,竟然因为常年拿不到粮饷,不得不杀掉自家的儿女充军粮,以吃饱肚子上阵杀敌……

但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,却还有另一个离奇的场景:就在战乱地区水深火热,王朝灭顶之灾的生死关头,那些还未曾被战乱波及的地区,生活却出奇的幸福自在,甚至衣食住行都享受到精美。哪怕是草民百姓,日子也过得极其舒坦快乐。同一片国土上,极度的悠闲享乐与极其悲惨的苦难,就这样同时的存在。

这便是明朝灭亡时代,留给今天沉重且时常被无视的教训:表面的繁华奢靡下,战乱与贫穷,在人们的沉迷享受中悲情的扩散,不断的造就灭亡的惨剧,但未曾波及的地方,依然沉迷于休闲安逸而不自知。于是早早晚晚,先后完蛋。

要知道这个教训和这个现象的原因,就该先拨开晚明民不聊生的表象,看看明朝百姓,富到了啥程度。

1

明朝人为什么富?

明朝人的富,自然来自强大的生产力。

自从明朝建国后,虽然皇帝经常不管事,大臣热衷互相掐,间或还有太监秀下限,时常的都不靠谱。但唯独靠谱的,便是更新换代的生产技术。从种地打粮到纺线织布,各行各业挨个数,全是琳琅满目的高科技。

尤其千姿百态的,便是传统农业:凿井浇地和水车灌溉在中国南北方全面铺开,轮作等耕种技术更进步神速,还有多种新型绿色环保肥料与土地增肥技术。农具水平更全面升级,生铁淋口技术造出的新器械,更加结实耐用,更出现好些新花样:强力的人力犁“木牛”,大功率的稻谷脱粒设备“稻床”,手摇小水车“拔车”。这些新型农具,早已达到了工业革命之前,传统机械动力的水平。

漫画:明朝时期农民丰收情景。

让当时西方传教士们开眼的,是好些突破性农业科技:陆续出现在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“基塘”,做到了桑鱼结合多种养殖,更借养鱼消灭了恐怖的疟疾。更强大的是稻种革命,北宋时期由占城传入的高产量早熟稻,在中国南方大地开花结果。这种可达一年三熟的宝贝稻种,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的普遍现象,这是一场意义堪比二十世纪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。

这样强大的生产力,在同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,更留下了丰富的记录。利玛窦自己的书信集里,由衷的称赞中国农业的产量远超过西班牙。金尼阁的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里说的更直白:欧洲能种的中国都能找到,产量更比欧洲富裕的多,米麦鱼肉的价格都十分便宜。而曾德昭的《大中国志》里描绘的更细致:不但有强壮勤劳的中国农民,更有各种大开眼界的农业器具。以至于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,中国农民“都能使它有所收成。”

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记载,江南地区平均亩产量高达三石,产量换算成现代单位,有稻谷一千二百斤。嘉靖年间名臣霍韬的记录,珠江流域亩产水平更突破了十石。同样强大的,还有专业的农业人才:明末《沈氏农书》里记载,嘉兴地区的农业雇工,单人每年的劳动生产率,有稻米五十六石,换算成现代计量,值大米八千五百多斤。

上面这些数据有多恐怖?不但清朝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未曾突破,即使是现代民国专家极力吹捧为“蒋介石黄金十年”的中华民国十年建设期,同样难望其项背。现代农业学家推算明代的亩产量,即使在占城早熟稻大规模推广前,中国南北平均亩产量就已接近三百五十斤。而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的统计,清末至抗战爆发前的平均亩产水平,也不过二百九十斤。

而被繁荣农业直接支撑起来的,更有连锁反应般强大的手工业。素来强大的纺织行业,生产技术更高速进步,全新设备层出不穷,新式的纱绸机和改机,功率远超前代,以胡琢《濮镇纪闻》里的说法是“擅绝海内”。明代纺织品细密程度超过宋代数十倍,品种更空前增加。

新兴棉纺行业更强大,强大的五穗纺车,造价低廉使用轻便,为家庭生产必备,以宋应星的形容,一个农妇操作该设备生产,效果可顶三个壮汉。更震撼的是江南地区的水转大防车,堪称当时全球的自动化设备,一天产量破百斤极轻松。

而晚明引进的西方军火科技,更是明代整体生产水准的缩影:欧洲传入的火枪火炮,经明朝军工体系改造后,杀伤力骤然升级。典型如红夷火炮,经明朝引进后改由独特的钢管冷却技术铸造。火炮杀伤力与使用寿命都大幅提升。西方掌握这类技术,还要等美国南北战争时。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,一种强大成熟的内功,完全可以提升武艺的杀伤力。明朝的生产“内功”,就这样冠绝全球。

强大生产的催动下,大明的商业贸易也极繁荣,比起明初的完全政府垄断来,晚明逆天的场景,就是民营行业的如火如荼。比如瓷器业,单当时的景德镇,官办作坊不过几十,民营作坊却有上千。商业活动也更热闹,特别是随着嘉靖四年,白银确立为法定货币,商品经济更随之井喷:新兴商业城镇大面积出现,如北京南京等传统大都会,繁华程度更是空前。外贸也越发热烈,东南沿海外商云集,照欧洲经济学家说法,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涌入了中国。

仇英绘《南都繁会图》,明代宫廷美术作品,绢本设色,因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留都南京市井情形,一直享有

这样的热闹,一度也造就了明代仓储丰厚的景象。而有钱有粮的时候,明朝政府给老百姓花钱也常大方:遍布各地的专用赈济仓库“济农仓”,三百年里活命无数。早的全民公费医疗“惠民药局”更恩泽苍生。每逢饥荒年,明朝政府还会拨出专用钱粮,帮助灾民赎回被卖的儿女。

富庶的东南省份,还有独特福利政策,不但专门收留孤寡流浪汉的“养济院”常年钱粮丰厚,而且凡是受灾群众,都能白送土地耕牛。如上美好景象,素来史不绝书,很多后人每读到类似篇章,都大呼难以想象:这就是那个连西北闹灾都赈不了的明朝?

好些清初明朝遗民们格外怀念的,便是晚明的美好生活。照着清初学者陆应的深情回忆,万历年间的老百姓,除了吃穿业余生活也丰富,经常喝酒听戏。以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至今好不思慕”。

广东人陈舜在《乱离见闻录》里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:一斗米卖二十钱,一斤肉只有六七文钱,物价“百般平易”,再穷的人也吃得起。即使是经济远落后于东南的北方地区,以清康熙年间的老遗民丁耀亢的感慨,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,家家户户都是健牛肥马充斥,一斗粟米只要十钱。想起那丰衣足食的往事,看看贫困的晚年,哪怕当时文字狱厉害,他还是忍不住“如何过之心不哀”。

而这些让清初的老人们依然怀念不已的明朝生活,绝非是哪个时代的昙花一现,相反却是终明朝半个世纪的寻常图景。繁荣富庶的幸福世界,与哀鸿遍野的悲惨,几乎同存于一个时代,直到这个世界被完全的毁灭。

反思这个世界的毁灭,首先看看这个世界里幸福的人们,都在怎么挥霍幸福。

2

明朝人怎样炫富?

说起晚明的社会风气,与艰辛困苦的饥荒战事相对应的,便是极尽奢华的奢靡风。

这其中首先扮演主角的,便是士大夫阶层。不夸张说,他们就是明末幸福的一群人:账面工资低,但灰色收入多,特别是中了功名后,不管官位大小,免税特权总不少,外加商品经济发达,国家法律漏洞大,轻松便能搀和赚一把。外加公共形象装的好,声望从来刷的高,皇帝都要怕三分。堪称明代嚣张放肆的阶层,享乐这件事上,当然要领风气之先。

这群人的人生追求,比起前辈们治国平天下的高境界来,可以说十分现实。照着袁宏道的总结就是“五快活”:种快活是啥都见过,好玩的地方啥都去过,好听的音乐更都听过。第二种快活是家里有钱有地,成日宴会不断,高朋满座。第三种快活要装格调,家里藏书极多,又能约十几个知心朋友,写几篇华彩文章。第四种快活要下血本,买一艘豪华游船,上面载满美艳妻妾,每天淫乐度日,直到乐爽到死。第五种快活,却是彻底不要脸皮,散尽家财放浪形骸,厚着脸皮乞讨度日,十分轻松愉悦。

这五种快活,便是晚明相当多士大夫们的追求。照着《万历野获编》的说法,好些士大夫的人生,更为此搞成了三部曲:中了功名之后,先给自己起个别号,方便刷声望混士大夫圈。进了北京之后,抓紧时间娶个小妾,漂亮不漂亮不重要,关键要交际圈子广。重要的,就是买田置地,甚至不惜重金建造豪宅。然后,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求快活了。

除了少数人物外,晚明绝大多数公务员,宦海生涯都是这么追求过来的。当然有些人一辈子玩命捞玩命快活,却还比较实诚,比如名士张岱,尚且还能在文集里承认自己人生没追求,就是个贪图享乐的败家子。更多的是会装的,明明一辈子猛捞猛贪玩命享受,偏偏还爱装得为国为民,走哪都把国家大义挂嘴边。东林党中量级人物李三才,便是其中“杰出”代表。

这群人追求快活的过程,更是不惜血本手段。比如直接的“吃”,连杰出改革家张居正也不免俗,一顿饭的菜品有几百种,就这还十分不满,嫌没哪个菜能下筷。如此不争气,闹的后世好些热情讴歌张居正改革的专家们也尴尬,只能捏着鼻子无视。

不争气的又何止一个张居正?以明代《五杂组》里的记录,当时高官家里的宴会,花样相当丰富,从草原的马奶到森林的熊掌甚至海里的鲸鱼肉,几乎都应有尽有。吃一顿饭的花费,就是一户中产阶级的家当。这样的消费水平里,张居正懒得动筷子,也就十分正常。

而且要仔细看看晚明的宴会风气,改革家张居正甚至可以算得上艰苦朴素的类型。从宣德年间开始,明代大小官员家的饮宴,就流行美貌歌姬助兴。即使如“三杨”这样高大上的政治家,看不到美女也绝吃不下饭。

而在吃的内容上,晚明更涌现出吃货无数。的还是名士张岱,自己开了张单子,列尽天下奇珍美味,发誓一生必须吃完,更不惜一掷千金。好些大官家里都开酒坊,烧钱造名酒,流传到今天的名酒品牌,更多达三十三种。普通士大夫家的宴会规格,菜肴品种通常便是几百种。互相比着豪华奢靡。

比起其他阶层来,士大夫们除了敢花钱外,更要讲究格调。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“有致”。放在饮宴上,除了敢花钱外,更要会花钱。除了要选择风雅的园林做场所外,还要有吟风弄月的诗会,倘再配上高雅的戏班名妓,唱几段清丽小曲,便是更加锦上添花。

而比起这样的喧闹来,好些士大夫更有清淡的追求:禅悦。这事往白了说,就是参禅礼佛,追求心灵的安宁。具体的做法,一是自己清修,也就是参禅。二是拜佛捐钱,也就是礼佛。三是砸钱跟名僧交往,美其名曰饭僧。照着顾炎武的说法是,南方的士大夫,晚年都喜欢修佛,聚会的时候就喜欢谈禅,相互聊起话题,内容海阔天空,凌驾现实之上,还衍生出一大批云山雾罩的著作,比如王肯堂的《参禅要诀》,袁宗道的《参禅正统》,后辈凡夫俗子们掰碎了读,时常一头雾水。

而比起禅悦的清淡来,“狎妓”这件热闹事,士大夫们却相当喜闻乐见。这桩明初年代的羞耻事,明末早变成风雅的美事。除了官员家里但凡有宴会,便必然邀请名妓助兴外。好些士大夫还搞出娱乐活动:学着科举的排名,在妓院里举行妓女评比,这种竞赛在当时称为“花榜”,好些风流名士都热衷参加。诸如“秦淮八艳”之类的明星,都是这么评出来的。的事实也证明,这些评出来的明星女子,多半都比士大夫有节操。

而且不管玩什么,这群追求快活的士大夫们,都有一件共同的快活事要做:放下筷子骂娘。基本就是谁当权,就骂谁,然后国家出了事,习惯性的接着骂,皇帝有点小毛病,更上来精神的来回骂。国家百事艰难,谁勇挑重担干活,谁更会被这些人骂死。他们钻着国家空子挖着国家墙角,搂着美貌女子听着淫词浪曲,吃饱喝足就习惯的骂人骂事刷声望,却极少想为这个危机中的王朝做些什么。随着大明王朝的分崩离析,这些一辈子极尽追求快活的风流人物们,要么卖身汉奸,节操尽碎;要么家产尽毁,被南下清军打包全收。这群享受了明朝好处却骂了明朝一辈子的人物,直到这个王朝被自己亲手断送,才明白自己荒唐一生,到底闹没了什么。

也正是在这些领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们的带动下,明末的奢靡享受风气,从上流社会一直刮到民间。

还是以吃来说,官僚家的奢靡风气,平民百姓家也效仿的厉害,不管有钱没钱,吃饭的面子绝不能丢。《嘉定县志》的记录,当时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办宴席,也极尽山珍海味,一顿大宴会的花费,通常是这个家庭数月的收入。不止是菜品精美,连器皿都要极尽,比如嘉兴地区,每个客人的餐具,都是十五六两重的金银制造。一个普通宴会的花费,更要五十两白银起。酒的消耗更是极大。淮安一府每年酿酒花费的粮食,就需要麦子一百万石,就这还远远不够需求,逢年过节都要从外地买酒。

穿衣服更不能落后。晚明时代,明初各种穿衣服的禁令早荡然无存,各种奇装异服常年招摇。官僚们更带头爱美,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,在这事上又做表率:一顿饭至少要换五次衣服,而且每次都要更加华美。爱美比美,更成了士大夫之间的风尚,竞相聘请知名裁缝,用绫罗绸缎制衣,官太太们更不落后,普通京官家的老婆,仅置办首饰的花费就要四百多两。

这样的豪华风气,也一样传染到了民间。哪怕是穷的叮当的书生,如果用粗布做衣服,都要被人嘲笑。放在已经政局水深火热的崇祯年代里,谁要是不用湖罗衫,必然会被人笑死。普通的城镇里,谁要是出门还穿朴素的布袍,更会和珍奇动物一样被围观嘲笑。京城里加工服饰的各种店面更是林立,做服装生意的小贩,按照万历名臣于慎行的估算,好些竟家资千万。同样还是于慎行的记录,京城里这些卖服装的,做酱油醋生意的,看似铺面不大,为人谦虚低调,但基本都是富可敌国的富豪。

而在利玛窦的记录里,当时东南即使是层的农民,家里也都会置办上华贵的衣服,逢年过节热热闹闹的出门招摇。而郑廉的《豫变纪略》里,那个还没有被李自成农民军波及到的河南,更繁荣得仿佛乐土:但凡有点功名的士大夫,家里都修起了豪华宅院,养了歌姬戏班,每天宴会不断。谁要是不搞点游乐项目,必然会被嘲笑老土。而到了节日的时候,老农民们都会骑上大马,穿上华美的衣服,外出参加宴会。

倘若没有战争和饥荒,明朝人的生活,从官到民,都舒服得让古代史羡慕,让老遗民们回忆到流泪哀伤。

消逝在金陵城的世界奇迹:“南京瓷塔”收入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明朝时期中国的建筑业,手工业等飞速发展,包

3

谁毁灭了明王朝?

可是这个世界,终于还是毁掉了,为什么?

为什么明明有些地方富得流油,舒服得安逸快乐,却没有人去关心,怎么解决另一边的饥荒。为什么从官到民,都十分的有钱,但军队没钱,朝廷没钱?

漫画:李自成进京,李自成起义打出的口号便是“均田免粮”。

明朝遗民丁耀亢回忆万历年间生活的诗文里,还记录了这样的场景:万历朝的四十八年,从官到民都舒服得久了,以至于士大夫们都以谈兵事而羞耻,军队屯田也几乎全荒废了。

被荒废的又岂是这些,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:明朝政府的税收体系,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态,早已是完全的脱节。仔细对比晚明的社会状况,才知道脱节的有多严重。不止是商业税难以征收这个问题,即使是国家现有的农业税,征收效率也低到吓人。

比如东南的农业税,账面数字极高,但执行起来,除了早期两代帝王外,却是十分空洞。自宣德年间起,江南田赋拖欠便成了老问题。是年的赋税,从来没有收齐过,拖来拖去成了历史问题,再由新皇帝减免,更成了江南官民屡试不爽的老把戏。

而到了晚明年代,党争的加剧,更令这些士大夫官员们,找到了刷声望的办法: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,想办法拖欠赋税。上下其手一下,便成了政绩。而他们自己,却丝毫不少捞,既捞了名望,又拿到了地方士绅的好处。还有的官员,更借机会把持地方的商业活动,还干出发行假钱饱私囊的事,典型还是东林党,从来不少赚。

而可恶的是,正是这样一群人,明明捞够了国家的好处,嘴巴却从不留情,大事没主意小事骂上瘾,干事不见影添乱积极。末代皇帝崇祯,一辈子用的多的是这类人,临上吊前骂“皆可杀”的,也是这类人。

而即使是崇祯帝,他被后世抨击为横征暴敛的“三饷”,真正拿到手的钱也打了折:同年拿到的只能是预征银,大头都是第二年开征,外加地方官们各种减损瞒报,朝廷真正拿到的不足六成。

而且明朝的官员们,即使在考成法严苛的张居正时代,收税不利的严重惩罚,也无外乎罢官。甚至就这惩罚,也通常是官员赚声望的手段。哪怕是杀官员杀到疯的崇祯,官员能完成八成的税收任务,就算是好业绩了。

而在王廷相等政治家的文集中,更记录了很多地方拖欠政府税收的现象。像王廷相自己就记录了四川地区,当地税赋拖欠的惊人情况,拖欠比率的地区,竟高达百分之八十。以王廷相自己的话说,好些官员宁可要国家吃亏,也不会追讨老百姓,宁可自己政事不力,也不能让老百姓伤心。其实就是变相的积攒自己声望。

而明朝的商业税征收,常年更成了儿戏。后人常抨击万历的矿税政策,可万历皇帝自己也委屈的说:国家打仗没钱,如果不加商业税,难道加派给穷老百姓?加派穷老百姓的后果,崇祯体会得深。

而直到明亡清兴的完成,中国的老百姓,才更深切的体会到什么叫横征暴敛: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,征税制度比明朝严格的多。像明朝年代可以结社抗税博取声望的便宜事,到了清朝就成了死罪,首先不知死的就是大文豪金圣叹,组团抗议加税,满以为顺治皇帝会像明朝皇帝一样好说话,没想到被活活砍了头。

漫画:清军入关,从此老百姓才体会到什么是横征暴敛。

在清朝时期,拖欠一分钱赋税,于官于民都是死路一条,官员要被追责查办,为了保官位只能往死了催,老百姓交不上税,更只能找地主大借高利贷。顺治年间的江南,好多人因为交不起赋税还不起高利贷,只能举家逃亡,田产全被八旗营兵充公。而以陈舜的记录,康熙年间为了追讨赋税,广东省一次就打死包括乡官在内的官民六百多人。而在康熙年间的迁界禁海中,官员借机霸占民产更是常事,仅为大官搬运搜刮来的百姓财富,就累死了十多个民工。

而到了乾隆年间马嘎尼访华时,英国使团的笔下,记录了与明末传教士完全不同的一幕,他们没有看到传说中勤劳聪明,生活富裕休闲的中国农民,只看到了一路破旧的房屋,生命如草芥一样为英国使团拉纤的民工们。一个民族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,这些普通的民众便是缩影。

本文作者:乾元国学(今日头条)Tags:明朝 清朝 北宋 宋朝 农业 李自成 技术 宋应星 农民 嘉兴 环境保护 利玛窦 珠江 漫画 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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